我做教育培训的日子，且行且珍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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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的基础


“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像这样对自我价值的认可，是心理健康的基本前提，也是培养自律的根基。它直接来源于父母的爱。“天生我材必有用”，这种自信必须从小培养，成年以后再弥补只能是事倍功半。如果孩子从幼年起就能享受父母的爱，成年后即便遭遇天大的挫折，根基坚固的自信也会然他们鼓足勇气，勇敢地战胜困难，而不是自暴自弃。


对自我价值的认可是自律的基础，因为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时，就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照顾自己。自律是自我照顾，自我珍惜，而不是自暴自弃。


我们刚才说到了“推迟满足感”，那我们就以时间为例。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很有价值，就会认为自己的时间也很有价值，因此有价值的时间也必须善加利用。那位拖延时间的财务专家，就是忽略了自己的时间的价值。童年时，她曾有过不幸的遭遇：亲生父母本来有能力照顾她，但是每逢学校放假，他们会花钱将她送到养父母家中，她从小就体验到了寄人篱下的感觉。她觉得父母不重视她，不愿意照顾她，觉得自己低人一等。长大以后，虽然自己聪明能干，但是自我评价却低的可怜。因为自我评价很低，所以她不懂得重视自己的时间。一旦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之后，她自然就意识到了自己时间的宝贵，必须合理有序地进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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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遗弃”我


所有的孩子都害怕任何形式的遗弃。绝大多数父母对孩子的这种恐惧心理有敏锐的直觉，他们向孩子做出保证：“我们是最爱你的，永远不会丢弃你不管。”“爸爸妈妈当然会回来，我们会永远陪在你身边。”如果除了这些口头保证，还有实际行动配合，那么，待孩子到了青春期，潜在的恐惧就会消失。他们不会只贪图一时安逸，牺牲掉长期的幸福，而是甘愿以某种方式推迟暂时的满足感。他们知道只要耐心等待，他们的需求最终都会实现，就像父母做出的保证一样。


如果父母的做法相反，动不动就用“遗弃”来威胁和管束孩子：“照我说的话做！否则我就不再爱你！”——这意味着抛弃和死亡。这使孩子对未来充满恐惧，他们觉得世界是不安全的，甚至把世界看成地狱，这种恐惧会一直保留到成年以后。他们宁可透支将来的快乐和满足，也不愿意推迟满足感。在他们眼里，未来太遥远、太渺茫、太不可靠，所以，及时将来比现在好很多倍，他们也不愿意去等待，只愿意得过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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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孩子养成推迟满足感的习惯，就必须让他们学会自律。要让他们学会自律，对安全感产生信任，不仅需要父母真心投入，还需要父母表里如一的爱和持之以恒的照顾，这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如果这份礼物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孩子也可能从其他渠道得到，不过其过程必然更为艰辛，通常要经过一生的鏖战，而且常常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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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真正强大之处: 流浪汉在公交车上安静地阅读
在美国，想要取得好成绩，唯一的方法就是阅读。美国人重视批判思考与独立写作的能力，而大量阅读则是培养这种能力的最好途径。所以美国的学校在学生很小的时候就要求学生读经典作品，而且是大量地读。


这种青少年的阅读，具有形成性格的实际作用，原因是它赋予我们未来的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为这些经验提供模式，提供处理这些经验的手段，比较的措辞，把这些经验加以归类的方法，价值的衡量标准，美的范式：这一切都继续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哪怕我们已差不多忘记或完全忘记我们年轻时所读的那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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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学生、大妈以及流浪汉


美国人读书是全民性的。从收入很高的家庭到靠救济金吃饭的家庭，都有读书的习惯。在我生活的得梅因，只有非常穷的人才会坐公车，因为每家都有车。我每天在坐公车的时候都会观察车上的人，发现大部分人都拿着书在读。


记得是刚入春的一天下午，我上车后发现钱没带够，正在窘迫时司机喊了一嗓子：“谁有零钱？这个姑娘忘带钱了！”我一转头，发现车里那些灰头土脸的流浪汉，还有那些裹着不合身的大棉袍的大妈们几乎同时抬起头来——而他们手中基本上都拿着一本书！马上，一个拎着大蛇皮袋子的流浪汉打扮的人放下了手上的书，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硬币：“来，给你。”我感激地接过钱，忙说“谢谢！谢谢！”。他微笑着摆摆手，又坐回去看书。那是一本泛黄了的《圣经》。


我不会忘记那些夏日的下午，在我跳上车，交完钱后，坐在座位上观察那些乘客。我看见，明媚的阳光透过窗外的树叶，星星点点地在那线布满皱纹的老妇人的脸上跳跃，在她们的那些打开的书页上舞动。到了该下车的时候，这些穷苦的老妇人小心地拿出书签来，夹在书里面，然后把书放进她们破旧的包里。仿佛那一本书是什么圣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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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是一个小小的社会。这里只有买不起车的穷人，还有非常少量的一些不到开车年龄的学生。得梅因是个小城，所以大家往往都认识，每次上了车，和熟人打一声招呼，乘客们就坐下拿出一本书来看。


我一直认为这样做对眼睛不好，但美国人似乎压根儿就没有这种观念。“莎拉，你这样会把眼睛看坏的。”在我们去体育馆打扫卫生的路上，美国接待家庭里的妹妹莎拉打开了车后面的灯，在摇晃的车厢里借着那一点昏黄的灯光看书。“谁说的，”莎拉摇头，“我一直这样看。”我不是提倡在车内看书，但是这种抓紧一切时间读书的习惯的确令人惊叹。


当我和我的接待家庭一起在佛罗里达州的奶奶家度假的时候，一天晚饭后，奶奶忽然说想让我们全家一起玩智力游戏。我、莎拉还有克里斯汀都在房间里看小说。我们三个人都答应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动。


后来还是美国妈妈过来劝我们：“奶奶好久都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玩游戏了，咱们都去玩一玩吧。”于是，我们三个人没精打采地走到外头，坐在地上开始玩那个游戏。游戏实在是无聊，但我们也不好扰了奶奶的兴致，只有继续玩下去。


忽然，莎拉很气愤地叫了起来：“放下！把书放下！”我抬起头来，看见接待家庭的爸爸正偷偷地把藏在沙发底下的书拿起来看。“你们先玩你们的呗，到我了我就出牌，”爸爸嬉皮笑脸地说，“什么都不耽误。”“不公平！”克里斯汀也叫了起来，“凭什么就你看书啊。”这时莎拉气鼓鼓地站了起来，走进房间，还把门一摔。


“莎拉！”美国妈妈不满地叫了一声。“莎拉走了，我也不想玩了。”克里斯汀抓住机会，马上站起身来进房间看书。我转过身来看看美国爸爸，他已经坐在沙发上在看书了，还把身子转了过去，生怕别人又打扰他。美国妈妈无奈地摇了摇头，马上转过头来对说：“Gogo，咱们三个人玩吧。”我只好点了点头，继续玩那无聊的游戏。


我非常佩服妹妹莎拉的一点就是她的读书习惯。她几乎是以每天一本书的速度在读书。她是完全离不开书的。每周末她都去图书馆借上七八本书，一周以后去还，再借新的，她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时候戴着墨镜看书，在超市工作的时候利用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看书，在课间看，在等人的时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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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课外书，家长也要读！


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克里斯汀娜，来自一个非常优越且受教育程度非常高的家庭。她的父亲斯坦福毕业，她的母亲曾经是一名记者。在她去爱荷华州立大学荣誉学生新生报到的时候，她的家人把我也带了去，好让我更了解美国的大学。


那天早上，我、克里斯汀娜和她爸爸坐在教室里听辅导员讲解——她的妈妈还在家里，下午开车过来。我记得辅导员提到了一本书，并且希望学生们在暑期看完。克里斯汀娜的爸爸当即拿出iPad，上了亚马逊网站，在一分钟之内就把实体书买了下来。他还小声地对克里斯汀娜说：“嘿，发个短信给你妈妈，告诉她我己经买下了实体书和电子书，并且己经把电子书发到她的kindle（亚马逊网站发行的电子书）上了，所以她现在就可以看了。”


这种高科技、高效率的阅读非常令我震惊！网络与电子书的普及能够节省下来多少时间啊！但是震惊之余，我还是有些不解：这是克里斯汀娜的作业，为什么她的全家都要看呢？她的家人工作都很忙，他们有时间看吗？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问了克里斯汀娜的妈妈——杰西卡夫人。她一脸惊道：“我们当然要看啊！我们要是不看的话，跟克里斯汀娜不就没话说了吗？”然后，她故意放低声音跟我说：“那样她就会嫌弃我们这对老夫老妻不与时俱进了！"“嘿！”克里斯汀娜哈哈大笑，“我可不会嫌弃你们的！”


书籍，在美国的家庭中是一架桥梁。每天饭后，家庭成员就会聚在一起，讨论自己正在阅读的书籍，从而使家庭成员的关系更加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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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秀的学生=最能阅读的学生


我的朋友可拉，AP成绩几乎都是满分，SAT和ACT的成绩也近乎满分，当我问到她到底是怎么学习的时候，她简单地回答：“就是读书啊。”


在美国，想要取得好成绩，唯一的方法就是阅读。美国人重视批判思考与独立写作的能力，而大量阅读则是培养这种能力的最好途径。所以美国的学校在学生很小的时候就要求学生读经典作品，而且是大量地读。


第一次带美国的妈妈去Central Academy的时候，正好是午餐时间．因为Central不是一所完整的高中，所以没有食堂，所有人都带着午餐，在自习区或者坐在走廊上吃饭。我们走进去的时候，虽有打闹的、踢自动售货机的孩子，但是大部分人都坐在沙发上或者地上看书。


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有一群坐在地上的女孩围成一个圈，其中的一个正在大声地朗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其他的女孩都在仔细地听着，时不时咬一日手里的三明治。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热爱读书，而是Central有每天读二十页书的任务，而且小测试不断，我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有一次拖到周日晚上还有几百页没读，网上连个好的总结都找不到，当时急得我直跳脚，后悔这周没努力。


但是当我给在美国的其他中国留学生打电话时，大家连作业都没多少，更不用提读大部头的小说了。我感叹：好学校真的就是不一样。而这“好”字，恰恰就体现在阅读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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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美国高中学历史的时候，曾经不停地回想在中国高中学到的方法：画表格，理时间，编口诀。记忆、记忆、再记忆，但是完全没有效果。美国短短的历史，课本却有一千多页，老师还打印出大量的文献让我们阅读。但是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课本就是那么薄薄的几册，完全没有细节，仅仅是记概念，记定义。


刚开始我怎么也读不进去，后来每天晚上读一章，后半年才算读得进去了。可是那么多东西，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重点，而且老师也不给画重点。我很苦恼，于是给我可拉打电话。她高二的时候选的AP美国历史，轻松地拿了满分。


“可拉，我快死了！”我一开口就说，“这破历史怎么这么多东西啊！怎么一点重点都没有啊？”她有些不解地回答：“有了重点那还是历史吗？历史上的每件事都很重要啊。”


我有些抓狂：“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考试的重点是什么？”


她不屑地一笑：“哈！你这个中国人！”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特功利，但是我们以前不是这么学的。”我无力地说，“我真的快被折磨死了，你赶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学的？”


“你把那课本从头到尾读一遍呗。”可拉说，“我就是这么学的。”


“可拉！”我震惊了，“这书这么大，一千多页，起码有好几磅，书都能把我砸死！读完这书我都有孙子了！”


“你别急啊，慢慢读，我有时候也读不进去，”可拉说，“我一般就是读几个小时，然后下楼做做家务什么的。”


我顿时感觉没有了希望，只好回到那本厚厚的大书里，一点一点地读起来。可拉的话是对的，其实我在内心里也没有期望她告诉我一条捷径，因为那样的话，可拉就不是可拉了，可拉就不是那个读萨特、康德、黑格尔的可拉了。


作为Central Academy最优秀的学生，作为连Central Academy的老师们都尊敬的学生，可拉是有她学习的方法的。而这种方法，就是单纯地阅读，大量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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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价值在于为人生播下种子


我们也许会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读得懂像是《奥德赛》《罪与罚》这样的作品吗？


伊塔洛·卡尔维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这种青少年的阅读，可能（也许同时）具有形成性格的实际作用，原因是它赋予我们未来的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为这些经验提供模式，提供处理这些经验的手段，比较的措辞，把这些经验加以归类的方法，价值的衡量标准，美的范式：这一切都继续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哪怕我们已差不多忘记或完全忘记我们年轻时所读的那本书。


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我们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的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


的确，小时候读的东西，在长大后可能不记得细节，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进入社会的青少年而言，经典以一种震撼人心的方式塑造着孩子的性格，告诉他们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人性的矛盾。而这些书，在成年后重读，能够获得更多更深刻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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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中国教育”的区别, 是培养“人”还是培养“工具”的区别
日本人共计有22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高出华人一倍以上。很可能，问题出在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只教“知识”不教“人”。在“学以致用”的指导下，我们的教育一味地思量着如何把“人”培养成某种“工具”。


大学教育，作为精英教育，其中人的“德性”教育更为重要。一是要立志，二是要有品。所谓的品，就是一个人总得有个自己喜欢的追求，不能什么事情都见风使舵；同时，也要学会将心比心，认同和谅解别人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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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一个好的意志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它所达到的效果或成就”，“即使这一意志完全没有力量实现它的目标，即使它付出了最大努力仍然一事无成……它也仍然像一颗珠宝一样，因其自身的缘故而熠熠发光。”


1949年，汤川秀树代表日本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日本在上世纪共五次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在2000年以后的16年间，日本共17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奖人数仅次于美国。


2000年以后，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二战后开始上学的青少年。日本二战前和战后，教育原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把人当作“爱国工具”来培养，后者是把人当作“人”来教育，把教育孩子什么是做“人”的德性，放到了第一位。


在知乎上，有一位留学生以亲身经历比较中国、日本和美国科学家治学的不同，他说日本人的强项是努力和坚持，而美国人是自由和想象。努力、坚持、自由和想象力，这些都是“人”的德性，和“科研工具”无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获奖者人数的距离，是教育是培养“人”，还是培养“工具”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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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一共有九位华人，分别是杨振宁与李政道（1957年物理学奖）、丁肇中（1976年物理学奖）、李远哲（1986年化学奖）、朱棣文（1997年物理学奖）、崔琦（1998年物理学奖）、 钱永健（2008年化学奖）、高锟（ 2009年物理学奖）、 屠呦呦（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九位获奖者中，只有屠呦呦是在大陆接受教育，崔琦1949年后在大陆读过两年小学，其他人1949年后均没有在大陆接受过教育。


日本人共计有22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高出华人一倍以上。华人也能获奖说明，华人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没问题。但大陆人基数如此之大，为何获奖者只有屠呦呦一个“另类”？很可能，问题出在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只教“知识”不教“人”。


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教孩子去思考如何做“人”，也没有想过如何把孩子教育成一个“人”。在“学以致用”的指导下，我们的教育一味地思量着如何把“人”培养成某种“工具”。1980年代，这种行为被解释为“救亡”压倒“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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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晏阳初是中国平民教育的鼻祖，他主张首先解决识字，然后是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这“四大教育”，解决中国民众贫、愚、弱、私的“四大病”，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100年前，晏阳初希望教出来的“人”能成为“强国救国”的工具，这一点中国至今没变。


蔡洋是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的90后，13岁辍学，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他，能看报识字上网。2012年9月，蔡洋用一把U型铁锁，将西安车主李建利的脑袋砸出了一个V字型的洞。直到警察登门前，蔡洋依然觉得自己并没有犯罪。蔡洋告诉他的妈妈：“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我是爱国，抵制日货”，不会有大事情。


中国教育最引以为荣的是义务教育，经常说小学净入学率为99.8%、全国文盲率不到5%，但教育出来的却很多是像蔡洋一样的“人”。教育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解决了认几个字、会上网、会“爱国”、会读民族主义小报的问题。


往好了说，义务教育是教会他们能从农村进城打工，能看懂招工启事，能养活自己、娶妻生子。但是，养活自己以后该怎么办，该怎么做人，怎么思考，教育在这方面教的不多。


往不好了说，义务教育是把“人”当成国家强盛的工具来培养，识字之后能看懂简单的宣传标语，至于究竟什么是“人”，“人”的尊严是什么，怎么对待“生命”，这个问题，教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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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洋，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流露出来的是泛滥无归的兴趣、漫无节制的情绪、乱七八糟的逻辑、好高骛远的理想、不明事理的行动。蔡洋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大到“反日游行”、“改良派与口炮党之争”这样的社稷之事，小到“王宝强怒斥马蓉出轨”、“郭德纲曹云金之争”的鸡毛蒜皮，朋友之间，一言不合就拉黑退群，都是人被“工具化”的佐证。


在鸡毛蒜皮的争论中，弥散着诸如“没有理由，就是支持”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极端言论。表面上看，很多人都生性固执，自以为有主张、有理想，仔细观察，大量的人是偏见武断，党同伐异，没有真理，只有立场。


今天的“正负能量”之争，就是“简单固化的价值观”之下的朋党之争、利益之争，彼此之间互相攻击，抓住对方一点短处就大惊小怪，被对手发现一点不检就手足无措。


因为缺少“人”的教育，被当“工具”培养出来的“人”，要么是刚愎自用地“党同伐异”，一言不合就打打杀杀，要么就是见利忘义，朝秦暮楚，毫无原则。


明明种下去的是瓜，为什么我们得到的是豆？教育部长估计也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