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13 ----民族英雄 戚继光 的英年早逝，希望后世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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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转载自   新浪博客《我们爱历史》张嵚-----戚继光晚年有多凄惨？原因是什么？


    身为一位明朝中后期“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的传奇名将，大明战神戚继光人生的凄惨落幕，是从万历十一年（1583）开始。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距戚继光的“老上级”张居正去世刚过半年，万历皇 帝“清算张居正”的活剧正在“酝酿”。身为蓟镇总兵的戚继光就率先躺枪，在莫名其妙挨了一连串骂后，被平调成了广东总兵。
    镇守蓟镇十六年，书写下“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传奇的他，就这样带着万般无奈离开。他离去的那天，蓟镇的市民罢市，男女老幼们流着眼泪出来道别。目睹此情景的明朝边塞诗人陈弟一声怆然叹息：“谁把旌麾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老少爷们齐抹泪，依然留不住这位大英雄。

     但这凄然的一幕，却是一代名将戚继光，凄凉晚年的开始：“平调”广东七个月后，戚继光的胞弟戚继美（贵州总兵）就被莫名其妙免职。他在广东总兵任上，也是受尽了排挤，要兵没兵要钱没钱，干看着一群文官蛀虫成日“革火兵”“吃空额”。深知自己处境的戚继光，也只能埋头整理自己的心血书稿。甚至为了避祸，还把自己《止止堂集》里的诗文大段删去，是为明代文化的一大憾事。

     纵是如此，他到底还没“躲”过又一轮清算，万历十二年（1584）终于被免掉了广东总兵的职务，黯然回到了蓬莱家乡。身为一位“四提将印”的重量级总兵，归家的他竟是一贫如洗。毕生的积蓄在捐出来修葺蓬莱阁后，竟“野无成田，囊无宿镪，惟集书数千卷而以”。征战半生，战功卓著，晚年就穷得只剩一屋书。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贫病交加的戚继光，竟一度连看病抓药的钱都拿不出，直到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1588年1月17日），随着“鸡三号，将星陨矣”，突然发病过世，享年五十九岁。

     而在他人生最后的岁月里，明王朝对他的态度，更是刻薄到底。万历十五年九月时，忍够了明朝国防废弛的河南道御史傅光宅，疾呼重新启用戚继光。谁知刚“疾呼”了没几天，就被明王朝罚了两个月俸。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允许“祭葬”，戚继光去世快三十年后，明王朝才给了他谥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戚继光”这三个字，就是个叫大明君臣讳莫如深的名字。

     不过，对这“刻薄”遭遇，晚年归家的戚继光不但早有心理准备，而且很知足。以他自己的话说：“回首视之,或临锋镝,或逢水火，或督我愆,，或忤当权，或为挂藉，或蹈嫌疑，实数滨于死地而邀天幸以全其生也。”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出生入死大半辈子的军人，没有死在战场上，也没有死在奸臣的构陷里，能够平平安安回家度晚年，已经是“邀天幸”了

     确实，比起同样为国挺身而出，却死于冤案的于谦，甚至比起同样南征北战，把国家的敌人“揍一遍”，却在文臣的构陷里惊惧而死的狄青，拥有“晚年”的戚继光，不但不算惨，相反已经很好命。但是，如果看看戚继光这一生为国血战，先平倭寇再御鞑靼，杀出大明国威军威的不世功业，这样“幸运”的晚年，又怎能不让人痛惜？多少后世军事迷们，也是不住的哀叹：为什么？

    表面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戚继光与张居正的特殊关系。在明朝改革家张居正大刀阔斧“江陵柄政”的年月里，戚继光就是他最得力的臂膀。他们俩人的关系，正如史学家谈迁的评价：“江陵（张居正）自重将军耳”，完全是英雄之间的相惜。但张居正对其十多年如一日的鼎力支持，早就惹够了红眼病。张居正去世没多久，诬陷就铺天盖地袭来，甚至还有文人捕风捉影，编出了“戚继光给张居正送海狗鞭”的荒唐段子，各种泼脏水。

    当然，送没送海狗鞭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此时万历皇帝眼里，戚继光“是张居正的人”。于是接下来的一场场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如果不是戚继光够谨慎，恐怕“归家度晚年”都不可得。

     但比起这桩公案来，戚继光悲剧的另一个原因，却更让人叹息：他的军事改革思想，动了太多人的奶酪。
      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太明白明王朝军事的弊病在哪里。从早年在东南组建戚继光开始，打造一支铁血虎师，拱卫大明边防，就是他毕生的理想。当他初调蓟镇时，他就提出了“练兵十万”的构想，然后就被文官们骂得狗血淋头。后来在张居正的全力支持下，他在蓟镇编练出了七大车营，以强大的战斗力与精良的装备，打得昔日嚣张的鞑靼各部流泪叩关请降，乖乖做起了大明朝的臣子。

    但纵是有这样杰出的功业，如此强大的“戚家军”，在满朝文武眼里，依然是不受欢迎的异类：这样一个武将执掌了国家精锐，大明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往哪里摆？如此精良的军队放在蓟州，年年得花多少钱，不打仗岂不是白花钱？你戚继光把钱粮都花在装备训练上，大家还怎么吃空饷扣军粮？一个戚继光在，断了多少人的“好处”？

    于是，随着戚继光的黯然离去，许多事儿也就顺理成章。戚继光生前苦心打造的七大车营，之后的几年里就裁的裁撤的撤。昔日精良的武器装备，竟都扔在仓库里发了霉。战场上“吊打一切”的戚家军，竟以这样的方式，悄然隐没在历史长河里。

    明朝军队的堕落，更是从此加速度。一个忠诚为国的戚继光凄然离世了，接下来的大明“总兵”“将军”们，当然各个学会了精打细算。以《晚明史籍考》的记载，明末的明朝军队，已经形成了潜规则，国家拨一万军队的钱粮，各级军队层层克扣，至少要克扣走一大半。如此练出来的部队，当然就成了缺衣少粮的废物兵，甚至风一吹就有“僵而仆者”。

    这样的废柴部队，又如何能打得了仗？于是晚明年间，无论抗清还是平定农民军，各级文武官员的“奶酪”越捞越多，明王朝的仗，也就越打越糟，直到在内外交困里，坠入灭亡的深渊。

    更值得讽刺的是，从万历晚期开始，大明的政坛名流们，踩了无数遍戚继光，可明亡清兴后，戚继光留下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心血巨著，却成了清朝人眼里的宝，更被曾国藩等近代精英们奉为宝典。赫赫有名的“湘军”等近代军队，恰恰是从戚继光的军事思想里脱胎。此情此景更可以证明，
    大明，错过了一个怎样杰出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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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三年，明朝最强军队戚家军被残酷剿杀？

      在民族英雄戚继光去世八年后（万历二十三年），针对其一生心血戚家军的“蓟镇兵变”，是明末历史上一幕血腥且耻辱的悲剧。

     如果单看《明史》的记载的话，有关“蓟镇兵变”的记录，简直少之又少。在《明史.神宗本纪》罗列的万历年间的“兵变”里，“蓟镇兵变”更是连提都没提，只是在其他相关人物的传记里，才捎带提了几句。乍一看去，这事儿似乎只是个“小事”。但是，倘若综合《明史》《明实录》《朝鲜实录》等史料，厘清这场兵变的来龙去脉，就可知这桩“记载极少”的事儿，干得太不要脸。

     万历二十三年（1593）十月二十日，刚刚打完“抗倭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的明朝“蓟三协南兵营”（戚家军）回到驻地，可朝廷先前答应的钱粮与赏赐，却是迟迟没兑现。愤怒的将士们当然要讨说法，新任的蓟镇总兵王保却耍了花招，把他们骗到演武场列队，接着就把脸一翻“击之”，向这些手无寸铁的军人亮起了屠刀。以《朝鲜实录》和《明实录》记载，三千三百多人被杀，幸存者也或“军法从事”或“发回原籍”，景象惨不忍睹。
这些遇害的军人，绝大多数都是戚家军里的百战老兵，堪称精华中的精华，却不料以这种方式，“结束”了战场生涯。

      自戚继光建军后“未尝一败”，三十五年来痛击倭寇鞑靼等强敌，之前更在朝鲜屡建奇功，被朝鲜军民赞叹“功最”的“明朝最强军队”戚家军，没有倒在鞑靼人的铁蹄下，也没有倒在倭刀倭铳下，却被他们浴血保卫的大明朝廷，以这样一种可耻的方式虐杀。这场悲剧后，策动这场杀戮的明朝文武官员们，也十分“高效”的为戚家军罗织了“大逆有十”，玩命泼脏水。制造杀戮的王保等人也“以定变功”，各个升官发财……
如此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起因，只因这些刚刚为国血战的军人，想要拿到自己合法的收益。

    为何会有这样的悲剧？表面的原因，就是张居正去世后，“戚家军”在明朝军界的边缘化地位。这支百战百胜的铁血虎师，从万历皇帝亲政起，就好似“没娘的孩儿”，受欺负早就是常事。万历十年起，戚继光当年苦心打造的蓟镇七大车营，就大多遭到了裁撤，只留下这么几千人的骨血。之前的抗倭援朝战场上，戚家军屡建战功，也屡屡被“友军”抢攻，攻克平壤的战功就被辽东军抢走，钱粮也常被克扣……
所以，万历二十三年的这场风波，就是先前积累下的矛盾，一次总的爆发，然后被明王朝以欺骗加杀戮的方式，草草了解。

      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万历皇帝及其大臣们，多年如一日的荒唐国防观念。

      万历皇帝刚亲政时，他继承的，是一笔无比丰厚的军事遗产：从他父亲隆庆帝朱载垕登基起，这位痛感大明“南倭北虏”之患的帝王，就以空前的力度，重建大明朝的铁血强兵，通过“隆庆大阅兵”等手段，萎靡数十年的明朝军队焕然复苏，经过从隆庆帝到“张居正改革”的十六年苦心经营，无论北方的边兵还是东南的虎师，都成为威震东亚的百战精锐。“怠工”的万历，能够打赢“万历三大征”，靠的就是这好家底。

     但对这丰厚遗产，万历君臣却没有半点珍惜的意思，万历皇帝本人一辈子花钱如流水，专注挥霍享乐。“清算”张居正后，朝堂百官也是倾轧不断。在他们看来，军队就是一笔财富，平日压榨日常挥霍就好，哪懂武备的重要性？

    所以，在整个万历皇帝“亲政”的时代里，武备的废弛，也早就是常事。就以在抗倭援朝战争里聚歼日本舰队的大明水师来说，到了十七世纪初叶，曾经强大无比的广东水师，就被裁得只剩了不到一半破船。肩负海防重任的福建水师，更只剩了八百五十多人。陆军更是惨不忍睹，且不说戚家军的遭遇，当年与戚继光齐名的俞大猷，曾苦心打造京营战车营，可到了万历晚期，这些京营战车由于多年废弛，竟各个都朽坏不堪。

     至于各类的“兵变”，在万历亲政时代，更成了家常便饭。单是在《明史》里“上榜”的，就有“广东兵变”“杭州兵变”“云南兵变”等闹剧。以杀戮程度论，“蓟镇兵变”还真算是“小事”。特别是在作为明朝战略要冲的辽东，由于贪财的万历疯狂派遣“税使”，放任太监在辽东横征暴敛，把苦大兵当做压榨对象，结果多次激起兵变。仅万历三十六年这一年，辽东就爆发了四次兵变，数千士兵揭竿而起，杀得万历的“税使”落荒而逃……
     对照后来努尔哈赤在辽东扯旗的大事，必须说，万历贡献了太多“神助攻”。

     甚至当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攻城掠地，万历皇帝匆忙组建十万大军，准备开打萨尔浒大战时，明王朝终于看到了多年武备废弛的苦果：明军装备低劣，诸如马林杜松等主将，竟都穿着质量低劣的盔甲，许多参战的精兵，火器从没摸过，火器战术从没练过。甚至军队都开拔了，还有大批临时赶制的装备没送到，只能用船在后面慌忙跟着，然后全成了后金八旗的战利品……

     这样临时抱佛脚的军队，又能打得了什么仗？短视如万历君臣这样的统治者，制造“屠戮戚家军”的悲剧，简直一点也不奇怪。明王朝接下来的灭亡，当然也更不奇怪——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王朝，自然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参考资料：周维强《明代战车研究》、杨海英《万历二十三年蓟镇兵变管窥》、蔡国庆《万历皇帝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