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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新余中学(以及以后的新余二中)工作和学习过的人,可能都会知道这个老人。他的工作是门卫和传达,但更重要的职责却是敲钟。我记得他好像姓敖,熟悉和接近的人都亲切地喊他“敖老头”。
我刚进入新余中学上初中时就注意到了这个敲钟的人。若干年后,我陪小女儿去新余二中参加高考时,竟然还看见这个敖老头在忙着敲钟。(由于形势的发展,新余中学后来一分为二,分别成立了新余一中和新余二中。一中迁走了,二中则留在原地。而敖老头继续留在有魁星阁的二中敲钟)。可以说,学校的学生进来一拨,又出去一拨,老师调进一批,又调出一批,校长也不知换了多少个,而这个敖老头却是一直呆这儿从来也没有挪动过。
敖老头见证着魁星阁旁这个学校的历史变迁。敖老头敲的“钟”也同样有着变化:起初是用铁丝栓着一根旧钢轨挂在梁上,用一把铁锤在上面敲;后来改为在一根高十几米的柱子上吊一个铜制的铃铛,用一根长长的绳子连着铃铛在底下拉;最后就是现在还在通用的电铃,用食指按一下按钮就行了。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用绳子拉铃铛的时期。
我曾多次关注这个敖老头敲钟的姿态:一手托着个闹钟,一手拽着根绳子,眼睛紧盯着闹钟的分针和秒针。我那时就丝毫不怀疑,敖老头敲钟的时间一定可以和中央台报“北.京时间”一样准确。我还会丝毫也不夸张地说,敖老头敲出来的钟铃声,特别清脆,既有节奏感,也有层次感,听起来就像在奏音乐。如果有那天听见钟铃声有不对,人们一定能猜到,这个敖老头准是有事或者有病而不在岗,是别人在代劳。我甚至还感觉,这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就像一个“隐身将军”,在不知不觉中统帅和号令着全校师生的所有行动。
“当--;当--;......”这是敖老头敲的预备钟铃。正在室外嘻笑打闹玩疯了的同学们立即一窝蜂似地涌进教室,利用3分钟时间准备即将上课的课本和学习用具。“当,当当;当,当当;......”正式上课的钟铃声响了,老师走进教室,值日同学一声“起立”,同学们“刷”地站起来;老师点头致礼后,接着一声“坐下”,同学们“刷”地又坐下。经过一番短暂“折腾”,就像野马被收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进入了课堂程序。
“当;当;当;......”这是一大早起床后敖老头敲的第二次钟铃 --- 该上早操了!同学们匆匆刷牙洗脸,然后直奔体育场。由于学校的地盘较小,像早操这样的群体活动就得去“新余体育场”进行。那时“新余体育场”位于现在的“三叠园”一带,曾经是全城当之无愧的体育活动中心,有400米的完整跑道,加上其它一些体育设施,举办一般级别的田径赛事还是够用的。通常我们绕着跑道跑个2 -3 圈后,就做有伴奏乐的广播体操,然后沿着袁河边一条不宽的小道返回学校上早自习。
“当当当;当当当;......”这是敖老头敲的全校师生集合或者上餐厅用餐的钟铃声。天气好时大家通常在两栋教学大楼之间的操场上集合,有时下雨则在一个不大的“礼堂”里拥挤着,听校长或教导主任训话。(很庆幸的是,这个“礼堂”直到现在还像“魁星阁”一样依原貌保存着)。学生餐厅是间很大的厅间,摆着几十张方木桌子,几百个学生, 8人一桌,围着桌子站着用餐。国家对青年一代还是最关照爱护,即使因三年自然灾害而最困难的年代,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大中学生的粮食定量还是比较高(记得我们每月定36斤左右)。由于全校师生还自力更生种菜,每个月只要5-6 元的伙食费。只是用的餐具是每人一个瓦(陶器)钵子,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没见过或没用过。
“当----;当----;......”这是一天中敖老头的最后一次敲钟。钟铃声就是命令,宿舍里所有的灯立即都熄灭了。刚才还是吵吵嚷嚷的宿舍区一下子就鸦雀无声了。这不由得你感觉那时的学校还真有点军事化的味道。那样的纪律严明会使现在一些学校和学生感到不可思议。
我这样絮絮叨叨地讲些过去的琐事,是想使你打开回忆的闸门,追念一下已过去的中学生活。我想,即使你正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或者远在万里之外的纽约,只要你在袁河畔魁星阁下呆过,你就不会忘记曾经的敖老头敲过的钟铃声。
据说有一年教师节,不,也许是敖老头60岁生日那天(我已记不清了),新余市领导和教育局等一些部门的头儿亲自主持为他举办了一次规模不一般的“茶话会”。敖老头在会上享受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待遇。这个老头并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只不过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一丝不苟地敲钟,竟获得如此的尊重和宣扬,不会是领导者们心血来潮或者无所作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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