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困境》之一：小心喉骨

草玄 · 发表于 2009-1-7 16:18

文人的困境
草玄

一、小心喉咙　　　　　　　　　　　　　　　　　　　　　　
　　　　　　　　　　　　
　　如果要列举三大最脍炙人口的对联，我想有一幅对联绝大多数人都会将其列在其中，那就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无锡东林书院门前的对联，由明朝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撰，这不光是明朝东林党人的口号，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座右铭。
　　然而这座右铭常常让文人们很尴尬，因为权势者希望文人们少“入耳”，少“关心”，只要俯首称臣就好。不过文人们书生气太重，即便是俯首称臣，也忍不住要去“关心”，惹得主子们非常不爽，逼得毛泽东也忍不住说：“越有知识越反动。”
　　东林党人们就被打为了“反动”，下场极其可悲。其中杨涟等“东林六君子”，不光丢了性命，死后还被刽子手们割下喉骨，各自密封在小盒中，敬献给大太监魏忠贤。而魏忠贤竟然将六人的喉骨烧化成灰，与太监们争吞下酒。
　　“东林六君子”不是第一个被割喉骨的，也不是最后一个。而且许多人不是死后才被割下喉骨，权势者为了防止死者临刑前还书生意气地喊着所谓反动口号，事先便将其喉管或者舌头割断。比如一九七五年，一位名为张志新的文弱女子，因为置疑文化大革命，批评毛泽东，被判死刑，“临刑前被几个大汉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被枪决后，尸体被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详见原《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的报道《一份血写的报告》等相关文章）
吉林省革命博物馆有这样一件馆藏文物。是一张写于1974年10月26日，28日晚被张贴在胜利公园附近的交通山岗楼上的传单。作者是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的年轻工人史云峰，内容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鸣冤。1974年12月24日晚，史云峰被秘密逮捕，1976年12月17日，被判处死刑，19日执行枪决。临刑前，史云峰被打上了麻药，塞满纱布的嘴被医用缝合线紧紧勒住。
　　为何要争吞人家喉骨呢？为何要割断人家喉管呢？为何要缝合人家的嘴巴呢？因为恨他们发出的声音？怕他们发出冲破铁窗的呐喊？要彻彻底底地扼杀他们的言论？唉！太狠毒了！
　　历来集权独裁者最喜爱的是喉骨，最嫉恨的亦是喉骨。他们喜欢御用文人歌功颂德的喉骨，嫉恨文人追求真理的喉骨。
　　不过文人无论品性多卑劣，多少都会保留一些爱“关心”的书生气，即使像鹰犬一样效忠权势者，政治环境稍微一宽松，也会忍不住像乌鸦一样叫唤几声，让主子们浑身不自在。
　　文人们的聒噪，稍微发出几句真理的话语，便会触动集权独裁者敏感的神经。这些集权独裁者喜爱听歌功颂德，也未必是因为爱被人恭维奉承，主要是因为通过歌功颂德，控制言论，营造出四海升平、八方宁靖的假象，欺瞒百姓，从而巩固独裁政权，所以，越是集权独裁者，便越将言论管制得窒息一般，不容文人们有丝毫喘息。
　　然而许多文人“书癫”发作起来，完全不管什么言论管制，也不顾自己死活，甚至视死如归。当然，权势者也会相应地更加残忍无情，你这书呆子不怕死是吧？好，那就牵连你全家，牵连你远亲近邻，灭你九族。比如明代大儒方孝儒被朱元璋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灭了十族。
　　“言论自由”与封建集权独裁统治是一对“你存我亡”的死敌，所以朱棣这样的封建独裁者会毫无人性地灭了人家十族。诛灭人族这样令人发指的刑罚虽然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还有一项同样阴损的刑罚至今还保留着，那就是刑法第五十七条：“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为何是终身，而不是终生呢？根据有关学者的“咬文嚼字”，“终生”特指“自然生命”，而“终身”更强调“社会生命”。根据这一解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是“剥夺政治权利终生”，那么人死后其政治权利就恢复了，虽然他本人已经断气不能言论，但是其遗留的著作还拥有“政治权利”。而“终身”包括了其人的著作言论等，“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就是死后其著作言论等都没有出版发行等权利，别人也不得以其名义发表宣言、著作等。也就是说，其精神思想言论等也随着他的肉身一起被封杀了。
　　怎么能这样呢？无论是谁，无论对错，都应该有他的言论自由。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我们却连别人死了，都还要封杀他“说话”的权利。
　　我们是个喜欢搞语录的民族，从《论语》到《毛泽东语录》，为什么几千年来我们始终都缺乏伏尔泰这样的语录呢？虽然毛泽东有所谓“百花齐放”等语录，但是在实际中，这些都成了他“搞阳谋”、“引蛇出动”的伎俩，那些异己的声音都不属于“百花”之内，被归纳为“毒草”，那些发出声音的人也都不再是“人民”了，而是“人民公敌”。也就是说，当你不给集权独裁者鼓掌时，你随时都可能不是“人民”，而是“人民公敌”。
　　在上个世纪，许多文人没有被国民党的恐吓、追捕和暗杀吓倒，但是他们高贵的人格却无法在毛泽东的“如来神掌”上站立，被一句“反党反人民”的咒语便念得彻底崩溃。
　　对任何人而言，这种成为“人民公敌”的凶险太可怕了。
　　记得三年前，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教书多年的舅舅一大早便将我叫过去，长谈了许久，他说他知道我写作，很担心我，接着给我讲述了外公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他历经那一场场“运动”后的感伤。当时我看到他眼中充满了血丝和泪痕，分明是为我的事情，苦思了一夜而没有睡着。我在感动的同时，深切体验到他的那种“怕”。为了让舅舅不再为我担忧，我忍住泪水表示会听从他的劝告。
　　其实舅舅并不是那种饱读诗书、深谙历史的教师，但是他似乎对文人的苦难史有着深刻的记忆，而且对未来的政治环境也有着疑虑，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上，每过若干年就要折腾一次，每次折腾都有不少文人成为殃及的池鱼，或者是替罪羊。
　　假如教书的舅舅会有这种“恐惧”，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不识字、很少踏出过家乡方圆百里外的外婆也有这种“恐惧”，就让我很困惑了。
　　记得一九八九年那场著名的学生运动爆发时，我们那个小乡镇的人们每天没事就聚集一起议论此事。那时我年龄虽小，却也爱凑热闹，从人们的言谈之中感觉大家都在支持大学生们，认为大学生们是在反腐败，反贪官，为民请愿之类的。也从人们的神情中感觉出一种只有赶集时才有的热情，仿佛这是一场激情的盛宴，一次安全的政治大表演。于是我也和年龄相仿的表哥们从历史书上抄写了一些“五四运动”时期的标语（“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之类）。
　　然而当我们拿着标语，像要去赶集一样冲出家门时，外婆立即拉住了我们，至今我还记得她老人家那时脸上恐惧的神情，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你哩好生（你们小心），不要发蠢，乃几（谁）赢了都是老百姓造孽（遭殃）。”
　　十几年后，当我读到一句元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时，立即想起已故的外婆，忍不住落泪。
　　这一句元曲竟然穿越时空，融化在一位乡下老太太的方言之中。
　　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封建苦难史过于绵长和沉重，以至于形成一种遗传基因，潜移默化到每个国人的骨髓中，让大家常常不寒而栗。
　　也正因如此，从古到今，相对被封建独裁统治了二千多年的中国文人，西方的文人要轻松许多。同样是在封建时代，西方的皇权大多被限制，国家多由贵族（诸侯）割据，如我们的西周时期，政治环境相对而言自然要宽松得多。而我国自从秦始皇实行集权独裁统治后，焚书坑儒的文祸就成了家常便饭，诛灭九族也逐渐司空见惯。
　　秦始皇以为烧一些书，杀些读书人，遏制异己之声，愚弄百姓，就能保他秦朝有始无终的独裁统治，他并不知道，其实中国百姓长期以来并不太在意思想的愚弄，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肚子不能被愚弄。所以秦王朝才传到秦二世，穷苦的百姓就将这帝国大厦推倒了。
　　秦亡汉立，开始还表示推崇道家，推行所谓老庄的“无为而治”。后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表面将秦始皇坑的儒挖出来了，其实只是换了一件鲜艳的外衣而已，实质和秦始皇一样，还是进一步巩固集权独裁统治。二千多年来，一下独尊这个家；一下推行那个道；一下打出这个主义；一下学习那个代表。其实一切都是扯淡，二千多年来，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儒道，只有王道，只有霸道。
　　春秋战国时期出过百家争鸣，产生了老子、孔子、墨子等杰出的思想家，但是这些大家都无法诞生于所谓“大一统”的时代，在封建集权的中国，百家争鸣只有在战乱时期才能昙花一现，在集权独裁统治下，只有党同伐异。
　　人们喜欢说“江山不幸诗人幸”，因为人们都发现国破家亡，往往才子辈出，英雄迭起。而盛世平庸，往往阿谀、功利、浅薄、投机横行。怎么会这样呢？人们大多认为是战乱成就了英雄，苦难造就了文人。其实不然，最本质的原因是，二千多年来，只有战乱时期集权独裁统治才丧失了它一手遮天的魔力，才放松了它敏感的神经，武夫只有在这种时期才可以放手一搏，文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保持人格独立，才能自由思想，才能放声高歌。
　　仔细想想吧，想想每个时代那些最底层的百姓，二千多年来，我们的“江山”什么时候缺乏过“不幸”啊？我们只缺乏允许为“不幸”呐喊和悲悯的空间而已。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还不够“不幸”吗？据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口号与中国》一书披露：“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有四千万”。为何这时期就无法产生悲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杜甫了呢？
　　可见我们并不缺乏“不幸”，我们也不缺乏英雄和英才的胚子，只是在集权独裁统治的遏制下，我们的英雄都变成了狗熊，我们的英才都变成了奴才，或者在变成狗熊和奴才之前都非正常死亡了。
　　不过以上关于“乱世鼎盛、盛世平庸”的论断也不是那么绝对，也会有特殊的时候。比如三国战乱成就了无数英雄后，也酝酿出无数英才，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英才都快成型，似乎到了丰收名著的时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竹林七贤”。然而经过曹操家族和司马懿家族的杀戮，那个时期虽然没有大一统，但是政治气候同样令人窒息。于是在这个不尴不尬的时代，英才成型了，名著却被卡住了，英才们都被压抑得变态了。
　　竹林七贤中，嵇康和魏晋时期大部分文人一样，吃一种名为五石散的药，这种药从功效上而言，其实就是摇头丸和伟哥二合一的双料猛药。这些文人们都怀有大才而没有施展的途径，于是在压抑中，都摇着上面的头，挺着下面的头，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搞得乱七八糟，一个个都成了行为艺术家。不过只有嵇康一人最后发飚了，长篇名著虽然没有来得及写出，一封名为《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信，却写得令统治者咬牙切齿，当然也加快了嵇康的非正常死亡。
　　阮籍则被权势者逼得连续大醉六十天，时常郁闷得独自驾着马车一路长奔，每逢穷途末路，便痛哭一场，掉头而返。
　　刘伶则表现得更加酸楚，他也时常乘鹿车长奔，携一壶酒，令人扛铁锹跟随，并告之：“死！便埋我！”
　　酒似乎是当时文人共同的麻醉剂，而且还发明各式各样的变态喝法。比如竹林七贤中的阮咸，他与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着喝。猪狗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与猪狗一起喝。
　　《世说新语》一书，是魏晋时期文人的全景记录，他们吸毒，他们裸奔，他们酗酒，他们飚车，他们搞同性恋，他们与**同舞。书中每一页都是荒谬，每一页都是笑话，然而我们应该从中读到压抑，与他们一起悲愤或者哭泣。
　　盛世不平庸的特殊例子产生于北宋神宗时期。文学史上所谓的唐宋八大家，其中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六位都在那个时期共存，另外还有司马光、黄庭坚、秦观等耳熟能详的文学大家也在那个时期。看到这些名字，对文人而言，那真是一个盛世。
　　可能和宋太祖是武夫兵变而黄袍加身有关，他定下的制度虽然集权得更加严密，但是只对武夫的限制更加严厉，对文人却相对宽松。比如苏轼作为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任何时候他都是一个反对派，一个在野党，一个舆论监督者，他的“乌台诗案”发生后，虽然也被“专案组”搞出一个“反革命集团”，但是宋神宗却没有那么心狠手辣，在一些大臣高呼要置反革命于死地时，他看着“反革命集团”的名册，口中念着：“司马光、苏辙、黄庭坚……”念着念着，他于心不忍。这时，苏轼、司马光等人的死敌王安石上书了，因为变法一事上的分歧，王安石与苏轼、司马光等人交锋无数，恶语相对，仇怨重重。然而此时，已经退休远居金陵的王安石闻听此案，及时上书为他的死敌说情，他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就因为他这一道上书，救了苏轼等人，成就了一个“唐宋八大家”，成就了一部《资治通鉴》。最后苏轼等人也不用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批斗，苏轼虽被下放，但仍然在做地方官员，而司马光等人则只罚了20斤铜。
　　王安石曾是权势者，但他不失大文豪的风范。难怪高傲的苏轼也忍不住对别人说：“不知再有几百年，才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也难怪当王安石死讯传出，死敌司马光在病中闻之异常惆怅，写信给别人说：“不幸介甫逝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
　　文人相轻，自古有之，有因理想追求不同，有因心胸狭隘相互猜忌，但真正有才情的文人之间，虽然也会针锋相对，但绝不会有置人于死地之心，在人格等方面也会有相应的体谅和尊重。可惜在历代独裁统治的高压之下，原本就良莠不齐的文人们更多的还是相互攻击，彼此揭发，导致一幕幕惨剧的发生。
　　比如清朝，在这个异族统治的“大一统”时代，对文人的压迫，对思想的压制是历朝中最残酷的。比如乾隆皇帝，他在时下的影视剧中被演绎得无限风流，让人倍感温柔，他动不动就微服私访，为民做主。实际这厮才没有这么好，在他统治的六十年间，共有135起以上的文字狱案，而且大多处以极刑，牵连甚广。在此政治气候下，文人相互揭发，彼此揭发，令人不寒而栗。当时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告老还乡时，总结宦海经验时说：“笔墨招非，人心叵测。”“向往内廷之时，唯与刘统勋（影视剧中所谓”宰相刘罗锅“刘墉的父亲）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见无用稿纸，亦必焚毁。”自我防范到这等小心的地步，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后世文人也应该自省。
　　当然，罪魁祸首还是权势者，那些想要牢牢控制话语权的独裁者。
　　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不是文人出身，但是这家伙建国后也想像汉武帝以后的历代君主一样用儒家粉饰江山。可能是他更加粗俗或者霸道，很快就露出了马脚，让我们更加清楚历代君主所谓的独尊儒家确实只是在扯淡而已。一次他偶读孟子，突然哇哇大叫起来，残暴地说，如果孟子在世，就要杀了这老东西。原来孟子对齐宣王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这样的思想怎么有利于集权独裁统治呢？朱元璋一生气，虽然杀不到孟子，但是却将孟子的灵位搬出了孔庙，而且下令编纂《孟子节文》，将孟子原书中所谓“大不敬”语删去85条。
　　由此我们再仔细去想想，孔孟之道再如何不济，也绝不是宣传不择手段扼杀异己控制言论的王道和霸道，汉武帝以后的儒家已经被帝王和他们的帮凶们肢解了，那些残留的语录完全可以断章取义地解释。比如有一段文字，后世君主最喜欢大力宣传，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人单独拿这一段去问孟子，孟子就指出这是断章取义，这样就曲解了原著的主题思想，和原著者的真正意图。因为这句话出自《诗经·小雅·北山》，紧接在后面还有一句“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加上后面这句话，这一段文字又变成另外一层意思了，另外一层意思是怎样的呢？我用粗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吧！我的解释是：“帝王一统天下，百姓俯首称臣。但是老子是读书人，思路清晰，不鸟你们，老子要人格独立。”
　　别人的解释和我不同，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古代文字本来就容易模糊不清，断章取义后，更是可以任由不同的人解释。所以《论语》之类的儒家典籍，以及后人对此书的解释，孔子自己也未必认同。“五四”以来，国人纷纷说儒家害了中国，其实儒家只是一个被肢解的替罪羊而已。毛泽东学的不是儒家，推行的是西方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在他的策动下，文化大革命仿佛就是一场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迫害集中大表演呢？
　　让我们回过头再去看一下那个要杀孟子的朱元璋，他亲自制定了明朝法典《大诰》，其中明确规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过。”
　　这丫真是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霸王，什么都懒得掩饰了，直接明了地说：全宇宙的知识分子不给老子鼓掌，不跟愚民们合唱，那你他妈的就是卖国贼、反革命，杀你的头，抄你的家，一点都不过分。
　　由此我们也应该清楚了，别管什么口号和标语，别管他穿什么外衣，凡是容不得异己声音，用各种方法管制，甚至扼杀言论自由的统治者，就是要搞集权独裁统治。
　　现在我们站在无数思想巨人的肩膀上能将事物看得深远，能轻松地就下此结论，但是要真正面对这种集权独裁统治时却并不能那么轻松。哪怕处在一个民主社会，没有所谓政治上的迫害，你只是面对工作单位的领导时，你作为一个文人要保持一种所谓人格独立的精神也是有难度的。
　　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指责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其实我们这种考第一名也是情有可原的，世界上哪个国家有我们这么漫长的封建独裁统治呢？而且权势者对言论的扼杀是如此的残酷。所以在这种环境下，能保持沉默的知识分子，其实也是难能可贵的。
　　保持沉默，至少不会去助纣为虐、落井下石。当年中共三十年建党大庆，别人要著名学者张东荪也发文祝贺，张东荪就说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
　　然而文人要保持“沉默的自由”也是非常难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集权统治者策动的全民政治运动之中。张东荪就在这场运动中死于秦城监狱，逮捕他时，他已82岁。他三个儿子有两个被逼自杀，一个因为长期关押而精神失常，二个孙子被判重刑，被监禁十多年。
　　张东荪是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然而在中国要做一个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下场就是他这样。张东荪一家人的命运是二千多年来中国文人在集权独裁统治下的缩影。
　　当我们在指责中国文人的种种不是时，也请想想，这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文人连保持沉默的自由都丧失了呢？
　　在中国做文人实在太难了，做优秀的知识分子难，做一个恶心的御用文人也难。做御用文人一边挖空心思肉麻，一边还要担心拍马屁拍到马蹄上，因为在中国，许多时候拍马屁也有生命危险。就算马屁功夫拍得天下第一，自己不被自己肉麻死，终究还是要被后世唾骂的，甚至连家人也瞧不起你。
　　当年的所谓大师、泰斗，现在则被人成为“京城四大不要脸”之一的郭沫若先生，生前就将歌功颂德功夫用得炉火纯青，将不知廉耻演绎到天真可爱的境界。
　　一次在有周恩来、江青等人都出席的场合，我们的郭老即兴朗诵新作，并特地说明“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人民日报》1967年6月6日）
　　对照此文，我们再看看他在“四人帮”垮台后写的那首所谓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块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曾将江青歌颂成那么肉麻，后来又如此恶毒地骂人家。唉！反复无常如此，骂他“京城四大不要脸”不为过。
　　他在对邓小平的态度上也是反复无常。1963年七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归来，他还写了《满江红》感怀，词中对邓小平无比称颂。但是后来邓小平不得势了，他态度立即转变，1976年5月12日，他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
　　四人帮垮台后，他在《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中写：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可惜他在1978年6月就去世了，没有看到华国锋下台，邓小平独掌大权，否则他又将作出恶心无比的表演。
　　然而仔细想想，郭沫若其实又不是反复无常的，而且他是不惜用毁坏自己声誉的代价来捍卫他的原则。他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始终如一地“拥护当权者，拥护党中央”，永远坚持弘扬主旋律。他是一步都不敢落后的“进步”文人，真正反复无常的不是他，而是他所拥护的对象。
　　然而世人对文人的要求向来甚高，而且世人也是欺软怕硬的，打狗要看主人，对主人忍无可忍了，又不敢打主人，就去打狗。于是像郭沫若这样的御用文人就成了被鞭策的对象，成了权势者的替罪羊。
　　其实在那个连“保持沉默的自由”都丧失的时代，郭沫若何尝又不是受害者？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时代，他的才华应该能得到正常的发挥。而且在文革时期，他也有两个儿子“自杀”身亡。郭老这两个儿子郭世英和郭民英无疑都是非常具有才华的青年，特别是郭世英，不光才华被人称道，其独立思想的精神更比时人高出一筹。一次他忍不住指着父亲的背景对朋友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当朋友对他这种反叛不能理解时，他又低声说：“我内心当然爱爸爸，谁让我是他儿子。”郭世英无疑继承了郭沫若的才华，但是比父亲又更具有独立思想的精神，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反叛的同时，内心还保持一种仁爱的温柔，这才是一个优秀文人最可贵的品质。
　　然而这样的人注定要被扼杀的，哪怕郭沫若再卖力地被御用，也保护不了心爱的儿子。
　　在那个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等权势者都被诬陷迫害致死的时代；在那个老舍、傅雷、翦伯赞、熊十力、周瘦鹃、闻捷、杨朔等大批文人学者被逼自杀身亡的时代；在一个保持沉默的自由都没有的时代；在毛泽东还在说：“反革命杀了100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100 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一个御用文人的二个儿子“自杀”了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我说北宋神宗时期是个“盛世平庸”的特殊例子时，当我在说宋神宗心软没有杀苏轼、司马光等人时，这背后还有一个事实我们应该认清，那就是，在那个时期，包括苏轼在内的大量文人都被关押流放过，许多人虽然未被砍头，但是终究还是受到迫害，家庭破碎，妻离子散。
　　也就是说，当文人的头没有被砍时，我们就认为这个时代的政治环境还比较宽松，文人们就感到庆幸了。
　　我们的标准竟然堕落到如此可悲的地步。由此可见，我们二千多年的封建集权统治是何等的残酷，文人在这种环境下长期煎熬是多么的困难。
　　也难怪后来在文革中被逼自杀身亡的邓拓在《过东林书院》一诗中写道：“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写到这，我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喉骨。

　　　　　　　　　　　　　　　　　